03010作者钱索桥与顾彬谈“世界文学中的林语堂”
2019年4月14日，“熟悉的陌生人：世界文学中的林语堂”暨《林语堂传》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本书作者、英国纽卡大学教授钱索桥与德国著名汉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顾斌畅谈中国读者熟悉又陌生的双语作家林语堂。
林语堂1916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是一个能说一流英语，沉浸在西方知识中的外国年轻人。毕业后，林语堂以清华大学的身份在北京当了一名英语老师。当时的清华是留美国际学生预备学校，由美国为归还部分庚子赔款而兴建，逐渐成为倡导西学的中心。1916-1919年在清华任教期间，林语堂经历了一次“文化反差”，反思自己的西方背景，探寻自己作为中国学者的文化根源。
顾彬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读过林语堂的作品。对他来说，林语堂是一个保守开放的人。林语堂的书对于刚学中文的人来说，意义非常深远。即使他正在阅读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德语版本，顾斌仍然能感受到文本的美。钱教授第一次接触林语堂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用英语写的中文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林语堂的思想世界远比他想象的要广阔。
熟悉的陌生人：林语堂与《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世界文学新书分享会
“当他向西方人解释他的同胞和他的国家的文化、理想、思想、成就和恐惧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是林语堂早期散文集。他在北大当教授的时候，在《剪拂集》发表了一篇文章，因为言辞激烈，文笔幽默，被文坛称为“土匪”。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语丝》、《论语》时，写作风格转向幽默(从左到右)。
据静水推测，林语堂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那么好混的。毕竟他所倡导的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尤其是他在1935年创立《人间世》的时候，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休闲为导向”，他的处境应该是可以想象的。同年，他出国了。
被鲁迅批评的林语堂，在中国臭名昭著。但他的记忆因为他的作品《宇宙风》 1 《京华烟云》 1010101010101 《我土我民》而闻名于欧美。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曾说过，林语堂应该是中国唯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林语堂成为中国幽默大师的鼻祖，是因为他像反对匕首一样反对周的言论。他必须是一名士兵或战士，所以鼓励他说话温柔，有幽默感。据说幽默这个词是林语堂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幽默有绅士风度，说话像匕首一样勇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你喜欢哪一个
天才少年林语堂，履历辉煌。他拥有圣约翰大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他早年在清华和北大任教。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大学教授分为两大阵营：《生活的艺术》和《现代评论》。前者是胡适的精神领袖，后者是鲁迅领导的。从他的学术背景来看，林语堂应该属于前者，更不用说胡适留学时用自己的口袋供养他。然而，毕竟林语堂出身于闽南一个小山村的牧师家庭。山野天生的野性使他不同于一个循规蹈矩的大家庭的孩子。他从小就淘气古怪。他最喜欢苏东坡，说“他的可爱在于他不羁的皮肤”。有时候，一个人反对一个阵营的改革，可能不完全取决于思想倾向，更多的是精神气质的选择。林语堂、胡适和陈西滢在思想上属于自由主义，但他不喜欢他们过于强势和严肃的绅士风度。相反，周兄弟的名声和士气让他觉得自己是同道中人。周作人说他有两个鬼，一个是君子鬼，一个是流氓鬼。林语堂和周兄弟、钱一样，都有“双鬼”。除了绅士，还有一些流氓或土匪。大名人不仅生在正确的方向，也是体制内的人；他们目中无人，反叛主流。它也是邪恶的。它结合了气和气。什么时候该积极，什么时候该邪恶，取决于人生的不同阶段和特定的历史情境。
林语堂以老顽童的辈分，与现代批评家发生过笔战，有笑有骂，跟着鲁迅打落水狗，抗议政府迫害女师大学生，拿着竹签砖头在街上与警察搏斗，是一个勇者的气魄。骂群就是一群“学匪”。林语堂干脆接过来，假装土匪，写了一篇《语丝》。虽然讽刺作家有道德，有书香，但他们最爱的是自己的脸。“土匪没脸谈，才能少给大人物磕头。”妻子担心丈夫，问他为什么教不好。少管闲事还骂人？林语堂笑吟吟地回答：“骂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不骂人，真的会失去书生的个性。”
四一二惨案让林语堂见血太多。在革命的旗帜下，新国民党的谋杀比旧北洋军阀的谋杀更加残忍和不人道。晚清以来未见的舆论克制，似乎一夜之间又回到了雍正乾隆时代。1928年，住在上海的林语堂把几年前写在北京的战役编成了《祝土匪》。在序言中，他表现出无限的悲伤：“勇气没有了，但仍有一些留恋。离家远的人应该做剪纸、招魂等无意义的动作。这两年，我感受到了北京的一切，感受到了老朋友的可爱，无论他们是生是死。”恶劣的舆论环境让他再也不想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他告诉年轻读者：“时代对于激烈的思想是无用的，激烈的思想也会相应地被淘汰。这也是太平人觉得安静的原因。有人认为这种沉默的态度是青春的延伸，但我不承认。我认为只有年轻人提高了防身智能。”这位老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少年，有着出色的简历和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学位。
莱比锡哈佛大学硕士
大学博士，年纪轻轻就在清华、北大教书。二十年代京城的大学教授，分为《现代评论》与《语丝》两大阵营派，前者胡适是精神领袖，后者以鲁迅为马首是瞻。按照学术出身，应该归入前者，何况当年留学时胡适还倾其私囊资助过他。然而，毕竟出身于闽南一个小山村的牧师家庭，山野的自然蛮性让他不同于循规蹈矩的大户人家孩子，从小调皮捣蛋，精灵古怪。他最喜欢苏东坡，说“其可爱处，偏在他的刁皮”。一个人在阵营对立时的站队，有时候未必全然取决于思想倾向，更多地是一种精神气质的选择，与胡适、陈西滢在思想上同属自由主义，但他不喜他们过于浓厚的一本正经的绅士派头；相反地，周氏兄弟身上那种名士气，反而更让他感到气味相投。周作人说过，自己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与周氏兄弟、钱玄同这些语丝同人一样，都是“双鬼”缠身，除了绅士气，还有些流氓气或匪气。大凡名士，既是正途出身，体制中人；又落拓不羁，反抗主流。亦正亦邪，集两气于一身。何时为正，何时为邪，要看人生的不同阶段和历史的具体情境。语丝时期的，以老顽童的资历，与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笔战，嬉笑怒骂，追随鲁迅痛打落水狗，抗议政府对女师大学生迫害，还在街头用竹竿、砖石与警察打仗，很有一种战士的气魄。对方骂语丝派是一群“学匪”，索性接过来，以土匪自居，写了一篇《祝土匪》，讽刺学者虽然讲道德、士风，其实最爱的是自己的脸面。“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可以比较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太太很为丈夫担心，责问他为什么不好好教书？要去管闲事骂人？笑吟吟地回答：“骂人是保持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的丢尽了学者的人格。”北洋时期的北京，虽然政局混乱，但各路军阀，对读书人还算客气，只要不骂得太痛，听凭他们去折腾。乱世，是政治的不幸，有时却是文化的盛世、读书人的狂欢日。周作人说过：“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着的”。国家不统一，没有强力政府，纲常絮乱，文坛上人各“言志”，有思考和说话的自由，文学就有繁荣的春天。相反地，在太平盛世，统治者有精力来管文化，思想定于一尊，文学进入“载道”的路子，便进入了萧条的秋天。果然，等到北洋政权垮台，等来了国民党的一统天下，读书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四・一二大屠杀让见到了太多的血，新派的国民党杀起人来，比老派的北洋军阀更狠、更无人道，而且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对舆论的钳制也是清末以来所未见，仿佛一夜回到了雍正乾隆年代。1928年，寓居上海的将前几年在北京写的战斗檄文编为《翦拂集》，在序言中流露出无限的悲哀：“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恋还有半分。远客异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纸招魂无谓的举动；南下两年来，反使我感觉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旧友的可爱”。严酷的舆论环境，令他不再想作无谓的牺牲，他告诉青年读者：“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觉沉寂的原因。有人以为这种沉寂的态度是青年的拓落，这话我不承认，我以为这只是青年人增进一点自卫的聪明”。在政治高压之下，《语丝》同人分化了。鲁迅依然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坚守战士的姿态。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则从战壕里撤出，躲到一边变为了名士。郁达夫说：“我不是一个战士，只不过是一个作家”。周作人感叹：“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的悲哀”。躲在八道湾胡同的知堂老人其实并不老，只是心老了看透了如今的民国，又回到了绝对专制的明代：“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林语堂也在上海的租界里发牢骚：“读书人谈不得国事，只好走入乐天主义，以放肆狂悖相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