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家在勒阿弗尔，并不是有钱的人家，也就是刚刚够生活罢了。我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时候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在这以前则是全家的恐怖。
据说他当初行为不正，糟蹋钱。在穷人家，这是最大的罪恶。在有钱的人家，一个人好玩乐无非算作糊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人家，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那就是坏蛋，就是流氓，就是无赖了。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
我这位于勒叔叔一到那里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使我们家里人深切感动。于勒，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
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
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时候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在这以前则是全家的恐怖。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上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
两年后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说：“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勒阿弗尔的。我希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
小说中刻画的几个人物，都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菲利普太太是个精细机敏，尖刻泼辣，虚荣心强的小市民的妇女，由于贫困，她一面极力节俭度日，勉强支撑门面；一面又经常迁怒于丈夫，说刻薄话发泄怨气。菲利普的性格，没有菲利普太太那样锋芒毕露，比较软弱老实，遇事容易慌张，随机应变不如菲利普太太，但爱摆架子的习气，似乎又有过之。他们两人对待于勒的态度，或亲或疏，或褒或贬，都是以金钱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看后，令人觉得可卑、可厌、可怜、可笑。但他们并不使人觉得可恨，因为他们既不是阴谋狡咋的歹徒，也不是胡作非为的恶棍，只不过是拜金主义的可怜虫而已。小儿子若瑟夫，在小说中是唯一同情于勒的人物，他对父母拒不认亲的作法不以为然，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却无力改变于勒的处境，只能用给小费的方式，求得良心上的安慰。由此可见，于勒的命运，不取决于人们的心肠好坏，性格如何，而是由社会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观念所决定的。这篇小说，通过菲利普一家对待于勒态度的前后变化，形象地展示了小资产阶级爱虚荣、向上爬的卑俗心理，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人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是“冷酷的现金交易”，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腐朽。
不过，这篇小说揭露批判人性的自私冷酷、极度虚荣的心理的时候，也反映了小人物的辛酸与无奈；同时，也通过写约瑟夫对穷于勒的怜悯，表达了看重骨肉情意、同情贫弱者的思想感情。
于勒始终是菲利普一家孤悬海外的一个希望，是这个穷困家庭为自己设想出来聊以自慰的一个美好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于勒象征着社会底层小人物无奈人生中的灰色希望；是希望，但不可能实现，一经触碰就化为虚无，这恰恰反映出小人物的悲哀和理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而这篇小说恰恰犀利而无情地揭示出了这种希望凋敝的过程。用虚荣之类的措辞来指责这个家庭是不合理的，一个卑微的家庭在深受贫穷折磨后仍然能够对生活抱有体面的希望这是值得尊重的；至于在船上不与于勒相认，固然有其个人利害关系的计较，但仍然情有可原，菲利普夫妇看似无情的表现其实包含着生活的情非得已，“贫困的生活导致了美好人性的缺失。菲利普一家的天性还是善良的，但是当时的处境让他们有了那样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泊桑给予这家人更多的是悲悯而非批判。
莫泊桑在悲观地描述社会现状时，能反省自己，解剖自己，希望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找到生活中的亮色，希望能给读者一些心灵上的温暖，希望能救赎那渐行渐远逐渐世俗化的灵魂。若瑟夫的形象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展示。作者让若瑟夫克制冲动平静地喊出“先生”后，又让他冒着被母亲指责的危险多给了于勒十个铜子的小费。这些小费会让母亲心疼，但能让若瑟夫的良知稍稍得以安慰，这也让读者在压抑中轻轻松了一口气。
